昨天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武汉家政服务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，这意味着近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。
负增长的出现并不意外，但数字背后的问题令人担忧，即该如何提高出生率。 热议占了这几天热卖榜——的昨天，他武汉什么生意最赚钱说：“缩短教育时间能提高出生率吗？” 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3亿； 一周前，《深圳育儿补贴标准征求意见》建议对生育家庭三年累计发放补贴。 一个孩子7500元，两个孩子11000元，三个孩子19000元，争论从评论区蔓延到各大社交媒体……
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社会阶段。 几年前，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生育。 最直接的是现金补贴。 那么，问题发生了。 你上海要账公司想出钱，生孩子吗？
全国第一个领取育儿补助金的保姆：
不会淋湿的，没必要自己掏钱
“每月我们家可以得到500元的补助金。 可以覆盖育儿支出的约一半。 ”攀枝花市东华街道二孩的父亲杨军向“之江潮”记者展示了最新的月账单。 今年1岁半的女儿尿不湿455元、奶粉315元、玩具衣服等其他支出246元，共计1016元。
杨军是全国首批领取育儿补贴的——人，自2021年6月12日起攀枝花率先实行奖励政策，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，每月可申请领取育儿补贴500元，子女满3周岁前，共计可领取1.8万元
杨军(左一)和家人在一起。 攀枝花市委宣传部提供育儿补贴，让攀枝花市民生出更多的孩子了吗？ “较政策实施前一年，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，二孩出生率增长5.58%，三孩出生率增长168.40%。 ”当地市政府相关人员告诉“之江潮”记者。 2022年下半年的最新数据还没有公布，但据当地政府介绍，“国家全面三孩生育政策和本市育儿补贴政策的效果叠加，市民的生育意愿确实提高了。 ”。
截至去年年底，杨军获得3500元，2022年度育儿补贴将于今年一季度兑现。 有了这个政策，杨军想生三个孩子吗？ “别想，没人带孩子。 ”杨军的回答很现实。
虽然未能鼓励杨军生育三个孩子，但育儿补贴显然会对当地产生正面刺激。 在攀枝花市一家企业工作的李晴(化名)，正处于育龄期，犹豫着生不生。 她发现，政策出台一年半内，身边已经有五六个以孩子为导向的同事，纷纷怀孕生子，“有了这笔钱就可以拿走。 总比没有钱好”。
在微博、嘀嘀打车等社交媒体上，也有与李晴同事相似的看法，证券市场也以股价来应对。 在深圳市征求意见后的第二天，a股三胎概念板块内金发拉比和安奈儿两只股票涨停。 据证券时报报道，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500万元的3胎概念股达到24股。 其中，金发拉比连续4个交易日股价涨停。
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生育奖励来源于2500多年前的勾践，《国语越语》中写道：“妇女17岁不结婚，父母有罪； 如果丈夫不和二十个人结婚，父母就有罪。 ”还生男孩，跨境奖励两瓶酒和一条狗； 生女孩、奖励两瓶酒和猪……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，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，让吴越争霸的天平倾向于刚。
目前，国内不少城市育儿补贴金额大多在2000元至4万元，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，生三个孩子一次性奖励2万元，在孩子3岁之前，每月发放育儿补贴500元。
育儿补贴只是政府的“政策工具箱”之一，杭州、南京、厦门、长沙等地，有购房指标、托幼服务、教育减负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，“二孩家庭允许新购房”，甘肃临潼
在日本生了两个孩子的杭州人：
虽然每个月都有钱，但养育孩子还不够
各地政府政策频繁出台，出钱、发放补贴能促进中国出生率的大转变吗？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表示，可能性不大。 “日本、韩国出生率下降比中国早，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也有相似之处，因此日韩在低出生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，对我国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启示。 ”任远说，“从现有文献来看，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。”
“在日本，补助金确实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成本，但我不认为是否生孩子会有什么影响。 ”在日本大阪住了24年，生了两个孩子的杭州人王雅茹(化名)说。
王雅茹和丈夫都是有日本永久居住身份的浙江人，“参加日本健康保险后，无论是怀孕还是孩子出生后都可以享受福利和补助金。 我有生两个孩子的时候。 ”。 王雅茹说：“在我的办公室里，12个女人中，只有两个有孩子，一个结了婚没有孩子。 其他9人是单身。 ”。 这些补助金和政策并未感动日本女性结婚生子。 反映在日本楼市，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公寓以一室一厅、二室一厅为主。
2000年，王雅茹去日本留学，2005年，第一个孩子出生，日本政府提供30万日元(约1.6万元)，从今年4月1日开始，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万日元(约2.6万元)，“足够支付在医院分娩的费用”。 女儿出生后，王雅茹每月领取1.5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786元)的育儿津贴直到女儿3岁。
此后，王雅茹每月领取1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524元)的儿童津贴，这是女儿15岁后首次领取到3月31日。
2012年，王雅茹的儿子出生了。 每月领取的育儿津贴、儿童津贴也是同样数量，但与育儿成本相比，这些钱是杯水车薪。 “如果从公立学校毕业，教育成本不高，但我
女儿从初中起就读的私立学校，学费87万日元（约人民币4.5万）一年，加上教辅费用，每年要花100多万日元（约人民币5.2万）。”最让王雅茹省心的政策，是针对孩子的医疗补贴，“从小学到高中18岁毕业为止，孩子每次看病最多超过500日元（约人民币26元）部分可以全额报销，每月最多支付1500日元（约人民币78元）。”
从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来看，从1990年的1.6、2000年的1.37、2010年的1.34到2020年的1.3，整体呈现为在低水平稳定且略有下降的态势，反映出日本的生育支持措施并未促进生育率有效上升。
同时，日本各地政策也在不断加码，就在上周，东京宣布取消二孩保育费，养娃成本又省下了一笔。
相对应的是，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为1.3，2021年仅为1.15，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，2022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，鼓励生育这件事已不得不做了。
“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，对于生育和家庭发展有丰富的政策工具，不同政策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并不相同。”任远总结道。
生育保险、灵活用工、普惠制托育托幼......
生娃这件事要有越来越多社会支持
在浙江以及长三角地区，年轻人是怎么看待鼓励生育政策的？
“之江潮”记者针对长三角适婚年轻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，58.59%的人对深圳征求意见稿中“生三孩最多补贴1.9万元”的补贴数字不感冒，选择了“不愿意生娃”；“如果多孩家庭享受的补贴更多，你愿意生几个？”的问题中，61.35%的人仅愿意生1个，34.36%的人愿意生2个，3个及以上的人占比甚微，部分受访者做出“一个也不生”“为什么要生”等回应。
“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，长三角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应该仍然会是低生育率。”在任远看来，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成本高，如深圳拟推出的补贴鼓励生育政策，效果并不会特别明显。
不敢生娃的因素有哪些？综合另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，收入、住房、带娃、教育等方面的顾虑占比均在60%以上，养娃经济压力大成为最主要因素。也有不少参与者提出“社会福利保障”“女性事业的影响”等因素。
发钱不能有效鼓励生育，那社会应该做些什么？“育儿假、哺乳假、减免税收、工作和家庭的支持、企业提供生育保险、灵活的用工制度，方法有很多，需要了解民众最迫切的困难、最迫切的需求，从而来增加民生福祉。”任远建议，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需求，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。
“提高生育率，不仅仅是医学问题，更是社会问题。”浙江省政协委员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病区主任周坚红说，在今年的浙江省两会上，她带来了一份提案，重点面向0-6岁婴幼儿和适龄婚育妇女，从妇产科医生的角度，提出在大学课程中设立生殖健康教育选修科目，助推生育意愿。此外，周坚红建议将羊水穿刺、染色体检查等费用较高的检查纳入医保范畴，以及降低剖宫产率等。
在“浙有善育”的角度，浙江在去年也出台了实施方案，从生孩子的保驾护航，到婴幼儿照护人才的培养等落地，针对的是“生”和“育”的问题。
任远同样给出了类似建议，“城市中，家庭的小型化、年轻夫妇工作忙碌等使家庭婴幼儿照护有一定困难，对这些地区，婴幼儿的托育托幼服务等生育配套最为需要，要加强普惠制的托育托幼政策。”
此外，如今社会的主力生育年龄段为80、90后人口，00后人口也即将或已开始加入生育队伍。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，任远提出应该有不同的服务和体制，如青年人口要在婚姻上给予支持；生育期的人口要给予产假、陪产假、婴幼儿托育的服务支持，对年龄大的女性生育，要加强大龄生育的服务等。
中国人口史上几次人口负增长
梳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所著的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发现，数千年来，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。其中偶尔也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，多是因瘟疫、饥荒、战争、朝代更替等带来的人口的短期缩减。
在天灾人祸之下，人口减少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得多。人口“大落”的速率最高可达100‰，这意味着百年休养生息累计的人口，可以在一场一二十年的战乱中损失殆尽。
战争对人口的减少是巨大的。1208年，蒙古进攻金和西夏前夕，金、夏境内人口总数在5500-6000万之间，经过26年蒙古铁蹄的蹂躏，人口只剩下1050万，数量不及原来的五分之一，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罕见。
回顾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人口数据，中国人口数量呈现阶段性大起大落，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。中国历史人口的增长经历了六个阶段，但增长幅度并不均衡，第二三阶段人口翻番共需1300年，第六阶段人口翻倍只用了40年。
三次“人口生育高峰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安定，经济发展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口在短时间内的倍级增长。
1949—1957年的八年间，人口净增1.05亿。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“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”。
1959至1961年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，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，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，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，出生率锐减。1960年、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。
三年自然灾害过后，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，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，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，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，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，此后，陆续出现了两次“人口生育高峰”，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，8年净增人口1.57亿；80年代，十年净增1.43亿，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。
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
20世纪70年代，特别是70年代后期，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。
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，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。
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，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，使人口高出生、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。
然而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，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。1971—1980年，全国总人口由8.52亿增加到9.87亿，净增1.35亿，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。
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，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，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，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。
20世纪90年代后，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，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，并持续稳步下降，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。
人口负增长现象成世界趋势
人口负增长现象不止出现在中国，放眼全球，目前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德国、意大利、波兰、西班牙、俄罗斯、瑞典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20个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。
在人口死亡率相对稳定的今天，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低生育率。
总和生育率，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。国际上通常以2.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，也就是说，考虑到死亡风险后，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.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。
2020年约93个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，主要包括中国、日本等东亚国家和所有欧洲、北美洲国家，韩国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。35个国家总和生育率高于4，其中91%的国家来自非洲。
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，且新世纪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、生育水平相对越低，但是中国却是例外，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.15，低于高收入国家。
人口进入负增长
未来挑战加剧
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其“拐点”是一个时间段而非具体时点。从表面上看，人口负增长是人口数量的变化，实际上却是人口和社会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，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，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%。
从老龄化速度看，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，日本用了24年、德国用了40年、法国用了126年，而我国预计只用约22年。
目前，日本、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，西班牙等36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，大部分为西欧发达国家。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，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.4%。
长期看，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加速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。
老年人口增加，意味着全社会养老支出也在不断扩大。人口负增长与老龄社会也将在社会养老保障、医疗卫生服务、社会养老服务等领域带来持续性挑战。
人口负增长
我们如何应对？
近日，“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”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。
世界人口发展形势如何？应对人口负增长，我们做了哪些准备？听听专家怎么说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表示，全球人口在2022年突破80亿，人口增速相比50年前已经大大减缓，预计还将进一步下降，到21世纪末将趋于零。低生育率、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现象。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分析指出，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社会具有老年人口规模超大和占比高、高龄化凸显、少子化显著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、长期照护需求旺盛、家庭照护能力脆弱、区域差异大等七大人口特征。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认为，未来我国劳动力规模还会进一步减少，但不大会出现劳动力总量短缺，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更应引起关注。
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新教授表示，人口负增长是一个长期的人口变动过程，具有阶段性特点。人口负增长不同阶段的人口特征、人口机会不同，收获人口红利的手段也随之变化。
原新主张“人口红利转型论”，提出未来30年的新人口机会为人口规模依然巨大、低龄老龄化、日渐雄厚的人力资本、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，这些形成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型、资源型、长寿型、素质型、配置型等综合型人口机会。
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厚莲副研究员也认为，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，人口负增长不会阻止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
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基于“准确识变、科学应变，主动求变”的逻辑思路，提出可以将人口迁移和流动作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转手，发挥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，从而实现我国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。
来源丨钱江晚报、橙柿互动·都市快报、之江潮